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(fā)《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》，決定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，其中提出嚴格控制“一票否決”事項，不能動輒簽“責任狀”，變相向地方和基層推卸責任。

　　通知在各地干部群眾中引起熱烈反響。目前，安徽、四川、湖北、浙江等多地已出臺文件，要求嚴控“一票否決”事項。

　　“一票否決”作為干部考核制度，突出政府在特定時期的重點工作，在實踐中起到了不少積極作用。此次基層減負為何嚴控“一票否決”？“新華視點”記者日前在安徽、江蘇等地采訪了解到，有些地方濫用“一票否決”，設置數量眾多指標讓基層干部不堪重負。

　　“一票否決”在基層被濫用

　　近年來，“一票否決”在基層出現濫用現象：除了中央明確實行的人口和計劃生育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、環(huán)境保護和節(jié)能減排、安全生產和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風險、黨風廉政建設等項目外，不少地方還加入了教育科研、物價漲幅、城鎮(zhèn)建設、稅費征收、招商引資等諸多事項，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江蘇北部某縣一名基層干部告訴記者，最多的時候他們“頭頂”17項“一票否決”事項。

　　在安徽中部某市，一區(qū)政府將“治理住宅區(qū)油煙”納入“一票否決”項目；在一些地方，報刊征訂、檔案管理等工作也要接受“一票否決”。江蘇北部某縣一鄉(xiāng)鎮(zhèn)干部告訴記者，當地信訪和城建工作都納入了“一票否決”，去年鎮(zhèn)上有一戶因合同糾紛去省里上訪，“結果既當作信訪問題，又作為城建問題，年底考核背了兩項‘一票否決’，一年白干。”

　　此外，還有不少變形的“一票否決”考核壓在基層干部身上。安徽一鄉(xiāng)鎮(zhèn)黨委書記告訴記者，去年一年，他至少簽了20份責任狀，“多到自己都記不清”，不少責任狀都明確表明與升遷、評獎評優(yōu)等掛鉤，實際上是“一票否決”的延伸。還有干部介紹，類似的還有全員目標責任書、軍令狀、保證書等。

　　還有一些地方規(guī)定，“一票否決”不得直接出現，應根據領導批示、大會發(fā)言圈定當年考核事項。但一些受訪干部告訴記者，“完不成全員扣獎金”“不達標全部下崗”等，是一些地方領導大會小會的口頭禪。

　　“一票否決”被濫用易造成形式主義

　　“一票否決”為何在基層被濫用？

　　記者采訪發(fā)現，一些“一票否決”的考核設置，罔顧工作實際，多年一成不變。一位基層計生干部表示，在放開單獨二孩的今天，“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”在很多地方依舊沿用老的考核體系。如在育齡婦女自愿上環(huán)、結扎等新規(guī)定下，仍將上環(huán)率、結扎率作為考核項，引起群眾不滿。

　　還有地方無視地區(qū)經濟社會發(fā)展差異，“一刀切”地設置“一票否決”項目。記者采訪發(fā)現，有偏遠山區(qū)貧困縣出臺招商引資“一票否決”，要求全員外出拉項目。當地一干部說：“這不是丟了脫貧攻堅的主業(yè)嗎？”

　　“一票否決”的濫用在實際工作中造成了不少形式主義。一名村干部告訴記者，為了迎接村容村貌的年終考核，他們連夜上街“地毯式”撿垃圾，一些地方在接受評估檢查時甚至弄虛作假、蒙混過關。

　　以更科學考核真正為基層干部減負

　　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，“一票否決”濫用的原因，是上級部門不愿動腦筋思考更符合實際的考核方式，推卸責任，轉移壓力風險。南華大學經濟管理與法學學院副教授歐陽愛輝說，“一票否決”層層加碼的根源，在于一些地方依法行政思想未能真正全面貫徹，科學的基層政績評價體系和指標沒能有效構建，加上個別部門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政績的心態(tài)。

　　今年1月底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(fā)了《關于推進基層整合審批服務執(zhí)法力量的實施意見》，提出除中央和省級黨委明確要求外，各部門不得以任何形式對鄉(xiāng)鎮(zhèn)和街道設置“一票否決”事項。

　　今年以來，多地積極為基層減負。記者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已有超過7個省市出臺文件，清理“一票否決”事項。安徽、四川等省份明確提出，凡是中央未規(guī)定或未經省委、省政府批準的“一票否決”事項一律取消；杭州、武漢等地市明確，嚴禁擅自對鄉(xiāng)鎮(zhèn)設置“一票否決”事項。

　　竹立家認為，當務之急是做好“一票否決”的持續(xù)規(guī)范清理，強化“一票否決”在政績考核中應有的震懾威力和激勵效果，并建立起退出機制，當“一票否決”并未推動實際工作開展時，需對這一措施的實施效果做出合理評估，對于一些不合時宜的“一票否決”事項及時清理。

　　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勇建議，應探索多種激勵手段和考核制度，切實做到考核重日常、考評看民意、考用比實績，在基層減負年真正給基層干部減負。